想必，业界人士和《中国花卉报》记者一样，都想知道去行政化后，花协组织如何快速适应身份转换？现实的生存问题如何保障？市场化后的痛点与难点如何破解？新的游戏规则下，危机的不确定与风险的不可控如何化解？“官办”协会经历“大手术”后如何保持活力？这些问题随着脱钩行动进入尾声，已不容回避。

改革阵痛难避免

经过近几年的密集改选换届，《中国花卉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全国省、市一级花卉协会中，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脱钩，还有一部分正在确定脱钩时间，另有少部分协会考虑到工作的特殊性，向管理部门提交了“延期脱钩申请”。与之前相比，脱钩后最大的亮点，是更多企业代表走向台前，开始承担协会管理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协会作为政府在行业内的“代言人”，在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参考、履行行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随着脱钩方案的稳步实施，中国“官办”协会历史就此终结。由此引发的各种议论从未停息，无论是叫好还是唱衰，出发点均源自对协会未来的关注。一位长期在花卉行业工作的人士表示：“不夸张地说，协会脱钩后不只是经历阵痛，市场基础差的协会生存问题堪忧，以前太依赖政府了！”这一看法代表了一种声音：正在推进的全面脱钩是对协会生存能力的一次大考验。为避免权威性弱化的尴尬，脱钩后协会不仅要快速调整方向，把重心更多转向行业和企业，同时重建依附关系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还让协会面临着一场“生死劫”。随着脱钩“过渡期”的结束，作为协会资金来源之一的财政拨款也将按规定自2018年起全面取消，加上办公场地的清退，协会将面临人、财、物短缺三大困境，运行压力显而易见。

在采访过程中，有的协会工作人员向《中国花卉报》记者表达了对前景担忧。挂靠单位没有了，协会领导异人了，财政拨款取消了，事业编制核销了，号召力和影响力大大降低，今后协会再想以官方或半官方名义，通过“评奖经济”、“活动赞助”创收，显然没那么容易了。

协会改革后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如何生存首当其冲。作为公益类单位，经济效益本就不是行业协会的价值追求。然而，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调研经费等一系列基本支出又让协会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在失去财政资金的直接支付后，每一家协会都必须像企业一样考量运行成本，这个现实问题很难回避。亮相只是一个仪式，新的协会主导者要在保持协会活力、树立权威性、保障话语权方面做出更多选择与努力。

河南省花卉协会考虑到一些工作的连续性，已经向民政部门申请延长过渡期。该协会副秘书长卫发兴告诉《中国花卉报》记者，从长远来看脱钩是必然，但是结合我国国情以及花卉产业的现实状况，“硬着陆”式的脱钩很容易使协会陷入被动，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和摸索。河北省花卉协会秘书长马建波言谈中对协会脱钩后的发展也表示出担忧。据了解，河北省花协预计明年启动脱钩程序，目前该省已有多个市级花协完成了脱钩，脱钩后协会负责人由龙头企业担任，但目前企业号召力、影响力较之以前存在差距，加之花卉苗木品种多样，企业经营类别差异性大，如果凝聚力不强，必然影响协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应变能力受拷问

牵一发而动全身。脱钩不是简单的人事变动和隶属剥离，还关系到机构、业务、财务、办公场所等多方面的调整。协会密集换届的另一面是协会的密集注销。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据《中国花卉报》记者了解，花卉协会“解散”的情况近两年在各地均有发生。目前，很多协会对脱钩后的功能定位、竞争优势缺乏系统思考与实践，一系列棘手问题难以解决，自主化发展之路充满变数。要在行业中立足，协会需要凭借出色的工作来证明自己。

福建省花卉协会秘书长彭盛易这一年来成了大忙人。协会脱钩之后，工作量明显加大，省内组织活动、省外考察交流，出差成了“家常便饭”。另外，还要对各种会议、协会日常工作进行协调和分配。工作连轴转、作息不固定，这可能是近两年很多协会负责人工作状态的缩影。脱钩后，要想保持公信力和权威性，协会迫切需要业内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

福建省花卉协会已搬迁至福州市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租金由协会承担。在此之前，福建省花卉协会在林业厅大院办公。根据部分省份的相关规定，与机关脱钩后，协会办公用房的管理使用实行清理腾退与有偿使用相结合，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为协会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条件。

彭盛易向《中国花卉报》记者表示，多跑跑是希望多了解一些新情况，积累一些经验，另外也想取取经，看看其他协会的做法。《中国花卉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没有脱钩的花卉协会也在高度关注同行和上级协会的脱钩动向。也有协会负责人表示，脱钩后要调整的事项千头万绪，确实没有想好怎么发展，也想看看上一级协会怎么搞，找一个样本。

今年8月，中国花卉协会常务理事会议召开，中国花卉协会会长江泽慧发表讲话时提到了脱钩问题，提出“直面协会脱钩，开拓工作新局面”。她在讲话中说，实行协会脱钩有利于创新协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激发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更好地发挥协会的独特优势和作用。脱钩后，人员构成、资金渠道和工作性质都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顺应新形势，调整思路，广泛吸纳会员，伸长服务触角，增加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已脱钩的协会，要创新工作方法，尝试与政府展开新的合作方式，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行业间互动，带动行业发展。可见，正确面对、应势而变，是对各级花卉协会提出的新要求。

中部省份一省级花卉协会秘书长向《中国花卉报》记者坦言脱钩将面临的新问题：协会经费需要自筹，生存压力大；脱钩前一些事可以借助相关部门的力量，脱钩后必须要转变思路。好处是管理更灵活，更有活力。北京花卉协会郑奎茂表示，对脱钩后面临的困难要有思想准备，无场地、无资金、无编制，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除了之前依附“东家”的优势消失， “体制内”的优越感也将不复存在。脱钩之后，协会内部分岗位相应的职级、待遇随之消失，市场化管理方式将替代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体制内外身份的转变，对部分协会管理层、干部层来说也是一个心理挑战，需要逐步适应和接受。这同样要求协会领导者和协会内的“小伙伴们”做好应变准备。
 
服务创建是前提

行政化色彩浓厚是以前公众对协会组织的最大印象。因此协会要想获得会员信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摆出“半官半商”的架势，首先需要在姿态上“平民化”。

长期以来，不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行业协会，大多由各级政府主办、主管，不少行业协会还直接承担着一部分行政职能。一些退下来的领导干部到行业协会任职也颇为常见。由于行业协会与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晰，协会的真正使命反而被淡化，变成了实质上的“二政府”。正是因为与行政机关有着密切关系，所以造成部分协会习惯于依靠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工作，行业协会的服务意识、与企业联系的紧密度均有待改善，因此，脱钩以后，协会管理者首先要转变意识，把行业“服务员”这一角色扮演好，建设服务型协会，真正成为会员的“娘家人”。

事实上，说起来简单，思维习惯要改却不容易。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多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改版”而来，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资料显示，原国家经贸委下属206个工业协会中， 70%到80 %的专职工作人员来自于原来的政府机关，由企业家组成的屈指可数。类似这样的协会人员构成，在各地、各级花卉协会中同样存在，协会的行政化色彩偏重，服务意识的转变和形成需要一定时间。

湖南省花卉协会在去年已经完成脱钩验收。目前花协主要领导来自科研单位。该协会会长刘玮表示，脱钩对协会长远发展是好的，但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脱钩后政府、协会、企业之间责权边界清晰，协会运行管理更加灵活、市场作用发挥更有效。一年来，湖南花协以提升服务能力为出发点，组织参加和举办了多次业内活动，今后还计划开展花卉产业数据调研、组织产学研联合、发挥分会优势、着力培育品牌、努力搭建平台、加强协会间交流等工作，以服务赢取企业的认可，真正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江西省花协作为较早脱钩的花卉协会，近两年在会议组织、出国考察、承接政府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尝试工作，协会的凝聚力、号召力明显提升。“全江西花卉行业力量团结起来”成为协会口号。服务会员、服务产业的理念已贯穿到协会的各项决策中。当然，江西花协的“成绩单”也是可喜的，短短两年间，协会会员从原来的几十家发展到目前的200多家。

管理“真空”存风险

采访中，无论协会负责人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面对协会脱钩后的前景，言语间都多少透露出焦虑、迷茫与担忧。
有观点认为，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难以彻底，市场化后，协会追逐经济效益需要资本，更需要“靠山”。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脱钩后，协会的会长、秘书长多由社会人士及龙头企业担纲。这样一来，难免会出现协会内部管理过分依赖个别精英、规模型企业垄断行业话语权、中小企业会员利益无法有效保障的风险。特别是高效的监督体系在协会内还没有形成，决策执行机制不畅，监督问责无从下手，将会破坏协会内部的“政治生态”。一旦有企业负责人利用个人威望独断专行，在利益分配中公权私用，行业协会变成“企业协会”的风险大大增加。

此外，即便协会选出了有威望、有能力、有想法、有干劲的企业家领衔，问题同样存在：既要经营好企业，又要管理好协会，身兼两职的协会主导者要想做到公私兼顾、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还有一种担心值得注意，什么都由行业协会自己说了算，监管出现“真空”，难免会导致协会中介身份的走样。一旦出现以协会名义恶意干预市场行为、为追求自身发展而与企业争利，协会部分管理者形成所谓“利益联盟”，协会可能会长期处于被少部分企业操纵的状态。监管的缺乏和监督的缺位，还将带来巨大管理风险。

“河南省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方协会已经脱钩，脱钩后主要由一些龙头企业带头。但目前影响力、号召力还存在一些问题，显露出一些弊端。但我认为时间不会太长，随着不断摸索，随着花卉产业发展的成熟和自律性的提高，会有更多协会步入正轨。”卫发兴说。